“大分流”近年来在经济史学界是一个持续热门的研究课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最先挑起的“大分流”话题，是用西方史学界流行多年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范式对中国史研究中的“李约瑟难题”进行了重新定向与解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近年来围绕“大分流”的研究多采取计量经济史范式，以各种完全难以确证的推测性数据，对近代早期的各主要经济体进行估量与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借助了历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中颇为夺人眼球的主流范式，对经典问题进行再诠释的“大分流”研究逐渐累积起强大的学术话语权，诱导相关研究者无论出于支持还是反对的动机，皆乐于在“大分流”的话语框架下探讨一个老问题：西方是如何在近代早期逐渐胜过诸古老文明并率先爆发工业革命的?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Prasannan Parthasarathi)的《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1600—1850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①]正是从印度视角切入“大分流”问题的著作，该书强调英国与印度“大分流”的关键因素在于重商主义，而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古典经济学篡改了。

　　一、“大分流”：从中国版到印度版

　　西方的崛起——相对来说也就是东方在近代的落后——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用“大分流”一词来形容倒也贴切。关于东方落后于西方的具体时间节点，学界迄无定论，从16世纪说到19世纪说，不一而足。彭慕兰之所以能暴得大名，正因为他的“大分流”一说大大推迟了东西方分野的时间点，与传统认知殊不一致。然而，无论持何种观点，工业革命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即使认为1800年前亚洲并未大幅落后于欧洲的学者，也不得不正视工业革命带来了真正的历史分水岭这一事实。实际上，彭慕兰的“大分流”学说与早期理论不同的是，他认为1800年之前欧亚诸多经济体的发展路径相似，很难认为欧洲有独特的优势，欧洲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拉开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差距，而19世纪的欧洲所能凭借的，也正是工业革命。这样一来，“大分流”问题的本质，其实仍在拷问为何工业革命爆发于欧洲而非亚洲?

　　不过，经常被经济学家们忽略的是，历史学家彭慕兰为其研究设置了特殊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使诸多试图切入“大分流”议题的讨论，难以与彭慕兰本人形成有效的理论对话，从而为议程设置者规避了一些针对史实细节的批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彭慕兰根本没有进行西方与东方的整体性比较，也没有拿英国与中国进行比较!从头到尾，彭慕兰比较的只是英国(Britain)的英格兰(England)与中国的江南(长江三角洲)。这样一来，彭慕兰偏离了类似“李约瑟难题”的传统宏大叙事，将比较研究的单位由国家替换为国家内部的区域，这不仅简化了变量，而且看上去更为合理——毕竟，与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相比，作为洲级帝国的清王朝体量过大，两者规模悬殊，直观上来说绝非最佳比较对象。但是，在历史学界之外，彭慕兰对于比较对象的精心挑选经常性地被忽略了，不少学者习惯性地将“大分流”代入到国家间的比较中，可以说完全有失彭氏本意。与比较对象的细碎化相应的是，彭慕兰的具体研究也呈现出一种类似原子论的方法，将市场等诸多要素剥离出来分析，再加以比较，最后得出1800年前欧亚诸核心经济区(并非国家)发展程度相近、发展前景趋同的结论。当然，由于美洲殖民地的资源足以打破生态桎梏，西北欧的核心经济区能够意外地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②]

　　可以说，彭慕兰的方法论已经决定了原本意义上的“大分流”问题是一个不值得过多探讨的伪问题。要之，不管是英国的英格兰，还是中国的江南，抑或日本的关东平原，凡此种种之所谓核心经济区，都并非不受国界限制的自由经济体。脱离国家这一制度来探讨核心经济区的发展，近乎于一种自由市场主义的幻想，难以触及历史问题的本质。这并不是说彭慕兰本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所看重的美洲生态财富的获取，只能通过欧洲国家的暴力手段实现。但是，这种组织化暴力的存在，使国家而非核心经济区，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的单位。然而，一旦方法论上回归国家，“大分流”问题的新意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消解其核心论点。对彭慕兰来说，幸运的是，“大分流”是一个契合现时代学术精神潮流的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兴起于西方世界内部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到了20世纪下半叶开花结果，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均形成重要力量，全球史亦其中一支。按照传统历史叙事，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崛起并最终支配全球的历史，由此亦激发了其它文明的应战，而最成功的应战，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以学习西方为手段的——这种叙事，无论其精神指向如何，在形式上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也就是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批判西方中心论时捎带上马克思的原因——只要认真读过马克思关于印度的两篇经典文章，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看到了英国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而其积极意义在于破坏东方古国原有的那个野蛮落后的社会形态，为现代文明开辟道路。[③]然而，当19世纪的马克思称印度传统的宗教“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并评价“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时，[④]他的评判标准是由西方文明首先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但在20世纪末的文化多元主义看来，这一评价不无对印度传统文化的贬低之嫌。而所谓全球史，正是试图改写传统历史叙事，要证明各个文明在文化上的价值平等性，那么，假如西方的崛起看上去不过是相当晚近的偶然事件，自然更容易得出西方文化并无特殊优越性的结论，从而瓦解西方中心主义。彭慕兰的研究满足了这一需求。另一方面，20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的成长，尤其是世纪末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代的迹象，也从现实层面支撑了对于亚洲经济史的重估，其逻辑在于：亚洲经济之所以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是因为它从中心的跌落不过是很晚才发生的偶然性事件，现在，世界恢复常态了，历史也应当被修正。这或许不是彭慕兰的想法，但肯定是同为加州学派学者的弗兰克的意见。而这种意见抓住了新时代世界经济的新表象，使连枝同气的“大分流”理论亦能赢得广阔的市场。

　　正因为“大分流”理论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学术界之外都迎合了某些潮流，该理论能够迅速扩张，成为一个自我繁殖的范式，吸引众多学者投入其中，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持极端否定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的《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堪称印度视角下的“大分流”。[⑤]这本书虽然并未颠覆欧洲崛起的历史事实，但与彭慕兰的《大分流》一样，大大推迟了欧洲与亚洲拉开差距的时间点，塑造了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前保持着勃勃生机的亚洲经济的历史形象。只不过，与侧重中国的彭慕兰不同的是，普拉桑南的书名为“亚洲”，实际上主要谈的是印度，故可视为印度版“大分流”。然而，假如普拉桑南持与彭慕兰相同的方法论，其著作恐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很可能只能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史研究中的投射——就如同某些中国学者在“大分流”范式下对明清江南经济进行的研究一样。不过，在一个关键点上，普拉桑南与彭慕兰不同——他实际上是以国家作为分析与比较的单位，而且看到了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该书与“大分流”理论存在根本不同的重要创新。

　　二、印度经济：从衣被全球到去工业化

　　作为一种已渐趋成熟的范式，“大分流”理论统摄下的研究具有某些一致性的结构，其要点为：(一)描述一个经济与技术发展水准差距不大的前工业世界;(二)解释表现平平的欧洲何以突然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步入工业革命。普拉桑南的《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并未脱此窠臼，而由此也使该书的某些部分极不可信。例如，该书最糟糕的一部分当属第7章《印度的科学技术(1600—1800年)》，这一章刻画了印度在造船、枪炮等方面的种种技术“领先”，令人想起那些极力要将印度的落后全面归咎于英国殖民者的印度民族主义史学家。但事实是，南亚次大陆在被英国征服前的最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莫卧儿帝国，“对改良武器显而易见的冷漠是引人瞩目的”，莫卧儿火炮部队主要雇用欧洲士兵和冒险家当炮手，印度本地的军事精英把改进大炮技术等事务“留给一小群外国专家”。在造船方面，一些欧洲传来的技术和装置得到了应用，“但并没有在本地生产”。望远镜与机械钟表等物“遭到印度社会的忽视”。[⑥]因此，普拉桑南对殖民时代前印度科学与技术的神化，虽然具有典型的“大分流”理论的气质，但很难站得住脚，而且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此强大的印度文明为何最终还是被一小撮英国人征服了。这就如同“大分流”的原初版本虽竭力缩小明清江南与英格兰的差距，终究须面对鸦片战争的尴尬事实一样。从这个角度说，《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难以被视为解释工业革命的典范性研究。

　　但是，普拉桑南的研究与“大分流”理论存在着一种关键性的不同，而这也是其著作的核心部分——印度近代早期的纺织业曾横扫西方市场，令英国纺织品难以招架，只是因为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英国棉纺织业才得以顶住印度进口货的压力，同时为技术变革赢得了缓冲时间，最终实现工业革命的突破。这个故事仍然具有“大分流”范式的基本结构，但作为一个单独抽离出来的历史案例，它要可靠得多，而且富有启发性。

　　与被普拉桑南神化的印度近代早期科学技术不同的是，印度前工业时代纺织业之强大，早已是从18世纪流传至今的共识。马克思在其评论文章中，将印度称为“棉织品的故乡”，并指出“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⑦]。工业革命的早期研究者保尔·芒图(Paul Mantoux)指出，17世纪，“在这个可以称为英国棉纺工业早期的时期中，产品的品质是在中等以下，数量也微不足道。伦敦和各大城市所出售的棉织品，或多或少地是直接从印度运来的”。究其原因，直到18世纪，“兰开夏的男女纺工所缺少的东西，就是印度工人的那种灵活的手指和卓越的技巧。此外，他们所用的工具几乎不比印度人所用的好”[⑧]。研究莫卧儿帝国的权威学者将纺织品贸易视为帝国经济的核心部分，称17世纪欧洲各东印度公司“更重要的进展是把印度的纺织品列为出口商品”，“到17世纪2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拍卖市场上出售了25万匹印度布。随着在阿姆斯特丹销量的增长，荷兰的运输量很快出现了飙升。到该世纪中叶，印度棉织内衣和外套的舒适性和耐洗性已在欧洲广为人知。诸如印花布和轧光布之类比较昂贵的棉布料开始渗透到奢侈市场”(加注!!)。据统计，166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约420万平方米印度棉布，到1684年则增长到2690万平方米。荷兰的进口表现出类似的趋势。[⑨]在旁遮普、古吉拉特、孟加拉和东南部平原，有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棉花种植、清洗、纺纱、编织、漂白、染色、包装和装运每个工序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完成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家庭轻而易举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中流动”，因此，这些地区被比喻成“近代早期的大工业地区”，它们生产了1750年世界市场上的大批棉布。[⑩]可以说，近代早期的印度真正称得上“衣被全球”，在这一点上，普拉桑南的观点反而不是那么“新”，更像是重新强调了一个常识。

　　不过，在前人的基础上，普拉桑南自有其独特的贡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说，就是大为深化和细化了对近代早期印度纺织业竞争优势的分析。在世界史研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印度纺织品能席卷欧洲市场，靠的是较次的质量与低廉的价格。实际上，20世纪初的学者保尔·芒图并不认可这种论点，这由前引芒图的话语可知，但芒图亦未对18世纪以前印度纺织业的技术优势展开讨论。在这一点上，普拉桑南搜集了大量史料，给予更充分的论证。在普拉桑南看来，印度纺织品绝非仅供底层百姓购买的大路货，部分产品具有迎合上流社会风尚的奢侈品属性。为节省篇幅，兹举一例：17世纪末，英王查理二世穿着印度纺织品制成的马甲出现在公共场合。将他从英国赶跑的威廉和玛丽也促进了印度纺织品的流行。根据丹尼·笛福(Daniel Defoe)提供的信息，玛丽“拥有一套漂亮的公寓(在汉普顿宫)，其中有一些专供自己使用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拥有精美的装饰，尤其是以精细的轧光印花布所装饰的床铺，在当时成为了一大新奇”。类似的例子尚多，没有必要一一枚举。

　　尤有进者，普拉桑南比较了18世纪中期印度纺织品与英国纺织品的价格，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印度的)印花棉布之所以被普通妇女用来制作长袍，是因为它外表好看，而不是因为其价格低廉。”这并不是说印度纺织品没有价格优势，而是说其价格优势来源于技术优势。普拉桑南指出，在诺曼底，一家法国企业只是在关税的保护下，才于1753—1760年间成功地制造出了仿印度的麦斯林纱，但当关税保护取消之后，该企业就倒闭了。同样，18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试图生产全棉麦斯林纱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技术能力制造“能够与印度麦斯林纱展开竞争的足够廉价的”棉纱。当然，根据当今世界的刻板印象，也有人会认为印度纺织品的廉价纯粹是由印度工人的低工资决定的。对此，普拉桑南亦予以否认，并计算了18世纪中期英国、南印度和孟加拉三地织布工与纺纱工的工资，得出的结论是印度纺织工人并不比英国工人更廉价，例如，英国织布工一周的工资是40—140磅粮食，南印度织工高达65—160磅粮食，孟加拉织工亦能赚取55—135磅粮食。由此，如果普拉桑南的计算无误，那么，印度纺织品能席卷欧洲市场，靠的绝非血汗工厂里的廉价苦工日夜辛劳，而是由高收入技工凭借高超技艺做到的。这种新分析，是普拉桑南在学术上的创新。

　　那么，如此强大的印度纺织业为何会被兰开夏打垮呢?直接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在技术上反超。实际上，印度纺织品的竞争压力素来也是英国工业革命起源假说中的关键部分，而其理论意义在于肯定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芒图在比较了英国传统优势产业毛纺业与新生的棉纺业后，认为工业革命诞生于后者，是因为，面对进口印度货的竞争压力，前者寻求政府给予保护，后者则勇于在市场中展开技术竞争。他以一种非常跳跃性的逻辑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由于没有特权，所以拥有自由方面的一切好处。”[11]在这里，神奇的“自由”担负起了解释工业革命起源的重任，而这个概念本身难以进一步解析，虽然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只要有自由，就一定会催生出伟大的技术创新。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结论已经进入到“经济神学”的范畴了——不证自明的预设的信仰——故不必深究。

　　但普拉桑南却拆穿了上述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神话。一方面，他也肯定印度纺织品的市场压力正是英国棉纺织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他强调英国政府对于棉纺织业这一幼稚产业施加了不可或缺的保护作用。普拉桑南对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有详尽的梳理：1685年，在已有7.5%的关税的基础上，英国对印度纺织品加征了10%的关税，1690年，这项特别关税倍增至20%。这仍然无法阻止印度纺织品大规模进口，激起了纺织工人暴动，在行业的游说下，政府于1700年通过了禁止进口印度纺织品法案，但素棉布和麦斯林纱不在禁止进口之列，它们被用作英国印染业的原料，而英国印花布厂趁机扩大生产，并冲击了丝、毛纺织品生产。1721年，新的禁令禁止消费“所有的棉制品和含棉混纺制品——只要是被印染上任何颜色或色彩，或者是有格子花纹或条纹的”，但麦斯林纱、围巾、麻纱和纯蓝棉布却在禁令范围之外。禁令刺激了本土厂商扩大生产，并使品质大为改进，如果没有禁令，英国印花商缺乏动力采用国产素棉布。18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贸易萧条，英国生产商陷入破产边缘，他们组建棉布和麦斯林纱纺织与制造协会，向国会施压，于1787年通过了专门针对印度麦斯林纱的关税，税率接近100%!这一措施一举排挤了印度产品，而本土厂商利用保护政策下的垄断地位，抬高了价格，但也相应地扩大了工厂，完善了生产过程。而在这种完全看不到芒图所谓的“自由”的政策羽翼之下，英国工业革命茁壮成长。

　　故事讲到这里，普拉桑南已经成功地指认出了重商主义这一决定英印“大分流”的关键变量。不过，他的叙事并未止步于工业革命。在第9章，他探讨了19世纪初期印度的现代工业——当时，英国人已经“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马克思描述了印度去工业化的惊心动魄的进程：“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12]然而，马克思是乐观的，他在1853年写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13]换言之，英国殖民者将现代技术引入印度，为印度带来了工业化的契机。但是，普拉桑南用19世纪初的历史事实，指出了在缺乏国家权力庇佑的情况下，一个欠发达地区是多么难以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当时，英国人强制印度殖民地对母国实施自由贸易，却继续对殖民地采取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19世纪30年代，英国商人曾在印度投资建设钢铁厂，其产品价廉质优，曾被用于横跨麦奈海峡(Menai Strait)的不列颠管桥的建造，印度工人也迅速成长起来。这一切都仿佛如马克思的预言那般顺利。然而，在英国政府所采取的不对等政策下，大量英国本土制造的质次价廉的生铁流入印度，最终迫使印度的钢铁厂于19世纪60年代关闭。因此，重商主义政策不止促成了英国与印度的“大分流”，在“大分流”之后的时代，英国也继续凭借重商主义政策强化英印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从这个角度说，工业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体的。普拉桑南著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揭示了这个道理。

　　三、祛魅：古典经济学、全球史与民族国家

　　重商主义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哺育，本不是什么新知;工业发展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早已被从李斯特(Friedrich List)到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所揭示。这种基本的历史事实近年来也被作为“替代性经济学教规”的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强调。[14]但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仍沿袭亚当·斯密的看法，将重商主义视作坏经济学或错误经济政策的代表，从而掩盖了英国崛起和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真相。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主流经济学家乃至一般读者来说，普拉桑南的著作所揭示的重商主义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无疑仍是“闻所未闻”的“新知”，它不仅以详尽的历史研究否定了目前国内外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重商主义的评价，而且也揭示了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和今人对于英印“大分流”的历史认知之所以偏离了历史实际，原因就在于古典经济学已经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植入了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结论，使研究者稍不留神就会在亚当·斯密已画好的框架内从事用历史资料“论证”主流理论的工作。

　　历史学家通常会强调过去某个时代的人对于自己时代的观察与看法，以之作为一手数据。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但从标准的研究流程来说，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一方法出发，普拉桑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19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对英国棉纺织工业所做出的解释，与18世纪的资料来源中所看到的解释十分不符。普拉桑南检阅了18世纪英国人对于棉纺织业技术变革的讨论，看到不少文献将变革的动力指向进口印度纺织品带来的强大竞争压力。然而，到了19世纪初，英国人总结棉纺织工业的变革时，已经普遍淡化了印度纺织品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而发明了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英国纺织业的技术突破，是一种纯粹市场经济的挑战与反应模式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是由于棉纱的短缺所推动的。这种新的解释模式，成功地运用了供给和需求机制以及市场逻辑，被它忽略掉的，则是印度次大陆的竞争、重商主义以及国家干预和保护。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呢?普拉桑南直指诞生于18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学说及其衍生而来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毫无疑问，亚当·斯密及其开创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核心思想即为自由贸易。尽管斯密本人对重商主义的《航海法令》赞誉有加，但其理论的基本主旨是要将国家曾在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抹去，为一种更加自由的经济发展模式呐喊。因此，如果说某些英国人将印度这一因素忽略掉——这是普拉桑南最为痛心的——可能只是因为19世纪西方人形成了更傲慢的心态，要从欧洲内部“发现”历史，或者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的是为了“踢掉梯子”，[15]那么，还有一些学者则基于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们并不忽视印度带来的压力，但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将重商主义的历史作用刻意抹杀了。后一类学者的典型代表即保尔·芒图，他没有否认印度纺织品的竞争作用，但却一笔带过他认为缺乏效力的重商主义政策，他虽然没有刻意隐瞒英国对其棉纺织业实施关税保护的事实，但却还是将结论导向了“自由”的重要性。究其原因，一种学术范式就是一种世界观，持有不同世界观的学者存在于同一物质时空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16]学术范式的规训能力如此强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自亚当·斯密之后，接触过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们对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解释背弃了18世纪的通行说法。

　　但是，若以为仅凭学者之力就能扭转一代人的认知，那未免太夸大学术的作用了，而且可能会使学术史被看成一种优胜劣汰、今必胜昔的直线演变过程。不容忽视的是，恰如普拉桑南书中所言，直到18世纪80年代还高呼国家必须出面保护的英国棉纺织品制造商，到了18世纪的最后几年，却开始转变态度，成为了棉纱和棉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英国棉纺织工业已经被国家保护得羽翼丰满，该振翅翱翔，席卷海外市场了，此时国家的某些保护举措，可能反而对出口不利。尤为有趣的是，普拉桑南描述了纺织业内部，棉纱业与棉布业的不同态度。随着18世纪80和90年代纺纱业的迅速发展，制造商积累了大量的棉纱库存，于是开始将其出口到欧洲市场。由于担心棉纱短缺，织布利益集团的代表们向英国政府游说，要求禁止棉纱出口，或者是对运出本国的棉纱设立较高的关税门槛。这时，兰开夏郡纺纱业的老板们组织起来，以保护自己的出口权;他们呼吁“立法者要明智，不要批准这项与国家利益、自由贸易和私有产权直接相抵触的建议”。十几年前还呼吁国家反对印度棉纱自由进口的英国纱厂老板，此时为了自己的出口权，开始高呼神圣的自由贸易了。这幅不无讽刺的历史画卷，反映的是思想会随着利益而改变的基本事实。因此，古典经济学在当时的迅速传播，与其说是因为斯密发现了经济运转的规律，不如说是因为斯密及其继承者的学说能最有效地迎合英国工厂主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然而，学术演化虽嵌入于社会演化中，但亦自成逻辑，通过19世纪逐渐成型的现代学术体制自我繁殖。故时过境迁，社会行动者的利益或又发生改变，学术界的既有范式却可能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反过来宰治社会行动者，使他们的选择与行为未必符合他们真实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拉桑南的著作是双重的祛魅，尽管其内在逻辑尚不清晰。这位印裔学者的本意，更多地恐怕还是要把那个被古典经济学刻意遗忘的印度给找回来，让印度恢复其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包括指出这个文明古国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并非内在的行动者的贡献，而是外在的作为不可忽略的环境性因素的贡献。对于这个目标而言，作为“大分流”范式内核的全球史范式，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或书写兴起于二战后，其核心理念一为世界各文明在价值上的平等性，二为从古至今的各文明间的横向关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普拉桑南强调印度纺织品对于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刺激性作用，既肯定了前工业时代印度纺织技术不输于西方，又肯定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外部关联对于英国内部的工业革命有直接贡献，完全符合全球史范式的核心理念。在这一论证过程中，普拉桑南看到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巨大作用，则是第二层祛魅，是对今天已经习惯于古典经济学叙事的主流经济史的祛魅。当然，在这一层次的分析上，普拉桑南就不得不背离“大分流”范式与全球史范式了。原初版本的“大分流”理论打破了以国家作为历史比较单位的习见，而全球史范式的兴起更是为了突破19世纪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不令人意外地兴盛于当时的后起强国德意志。但是，一旦发现重商主义的重要价值，实际上就不得不向19世纪德国的历史主义回归了，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看来，重商主义绝非单纯的经济思潮或经济政策，它的核心“只是国家的构成”[17]。普拉桑南将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对比，认为两者都面临印度纺织品的竞争压力，但前者采取了自由放任政策，后者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所以两国的工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结果。这固然再一次论证了重商主义的重要性，却未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本质是，当时的英国是一个逐渐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所以能够采取维护本国本民族利益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奥斯曼帝国只是一个多元性的军事帝国，并没有类似的眼界。这一点，莫卧儿帝国又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为极端的是，“欧洲人能够在莫卧儿印度畅行无阻，是因为国家和社会明显地对此漠不关心”[18]。相比之下，同时代的中国与德川日本，虽然长久被讥为“闭关锁国”，但有效地凝聚了日后构建民族国家时有用的核心，避免了全面沦为殖民地。

　　进一步说，工业革命与工业化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这既是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意义，也是19世纪以后诸后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意义。对比19世纪的中国与日本，与普拉桑南笔下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可谓相映成趣。[19]而能否打破古典经济学及其各种后继变体的思想桎梏，采取一种更加国家主义的政策，也就成为20世纪至今众多后进国家尤其大国能否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拉桑南的研究虽然是在“大分流”的框架下进行的，但它本身也是对去民族国家化的“大分流”范式的祛魅，不仅对经济史研究，而且对当今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余论

　　2016年春，印度塔塔钢铁公司(Tata)突然宣布计划出售或关闭长年亏损的英国钢厂，此举引发英国舆论的轩然大波，因为多达4万名英国工人可能随时饭碗不保。的确，从1800年至今，200余年过去了，世界经济早已经过几轮洗牌，曾经睥睨世界的全球唯一工业国英国，不仅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威风，而且被视为去工业化的一个典型。英国工业衰退的原因很多，但无可否认的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一些主要追赶者如美国、德国，均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培育了自己的工业，形成了对英国的猛烈冲击，而当英国仍固守于自由贸易的国策时，这种冲击产生的效应就更加被放大了。[20]与之相应的是，印度次大陆实现了独立，而且印度本身转化为了一个体量庞大的洲级民族国家，这给了印度工业在殖民地时代难以想象的制度优势。因此，当印度企业最终“接管”其前宗主国的工业时，并不是什么历史回归常轨，而是19世纪新的时代主题在亚洲的延续。这一历史主题迄未完结。

　　因此，普拉桑南的著作能够给予当下中国的启示是多重的。首先，高度市场化的全球贸易并不能确保国家富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纺织品在欧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所向披靡，与近三十年来“中国制造”横扫世界一样，建立在高度市场化的全球贸易基础上。然而，在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打击下，本来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印度传统纺织业被摧毁了，这对于任何将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全球贸易的国家都是一个警示。其次，英国的重商主义扭曲了全球贸易，并使英印间形成一种不对等关系，其基础则建立在英国所掌握的工业制造能力是印度所没有的，但比印度的纺织工业更加具有战略性——枪炮、舰船、机械、钢铁的制造。这些重工业在工业革命初期完全被纺织工业盖过了风头，而且在当时也并非高度市场化的产业，但它们赋予了英国实施重商主义这种准战争手段的能力。因此，今天也是一样，任何不准备依附别国生存的国家，其工业化都不能只顺应市场去发展消费品工业，资本品工业的培育必须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1]最后，读史使人明智，但被某种特定学说篡改过的历史，反而会使人误入歧途。由于任何启人心智的历史一定会由某种理论统摄，因此，对经济史的需求实际上也是对经济学的需求，或者说，当理论经由历史来呈现时，经济史本身也就是经济学。然而，被古典经济学及其后裔主流经济学篡改过的历史解释是无用的，当这种主流经济学通过学术评价体制建立起绝对的单一化霸权后，则对国家来说，不仅无用，而且危险。

　　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界和主流历史学界仍沿袭亚当·斯密的看法，将重商主义视作坏经济学和错误经济政策的代表，从而掩盖了英国崛起和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真相。

　　(作者：贾根良  察网专栏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该文是商务印书馆2017年将出版的《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1600—1850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中文版序，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

　　[①]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该书中文版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00;197页。

　　[③]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④]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3页。

　　[⑤] 本文所引该书内容皆基于中文译稿。

　　[⑥] 约翰·理查兹：《莫卧儿帝国》，王立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8-280页。

　　[⑦]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0-681页。

　　[⑧]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4-156页。

　　[⑨] 约翰·理查兹：《莫卧儿帝国》，第193页。

　   [⑩] 大卫·卢登：《南亚农业史》，资谷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4页。

　　[11]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58页。

　　[1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1页。

　　[1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8-689页。

　　[14] 参看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十一章。

　　[15]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43页。

　　[16]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103页。

　　[17] 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1页。

　　[18] 约翰·理查兹：《莫卧儿帝国》，第278页。

　　[19] 请参看贾根良：《政府干预：中日大分流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日。

　　[20] 请参看贾根良等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3-146页。

　　[21] 更为理论化的探讨参见严鹏：《战略性工业化：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