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原则，并就今后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贯彻这些经验和原则提出了要求。这些经验和要求包括：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第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实力；第七，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第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九个方面。】

实际上，这九个方面不是孤立并存的，而是一个由主题和主体联系起来的有机体。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体就是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加强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风建设和队伍建设（建设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担当的干部队伍和建立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效机制等），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坚持第一要务是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与世界人民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建设的主体。习近平同志强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究竟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人们对于这个主题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展开的。从哲学的角度认识这个主题确实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说：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开放，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唯物史观及其运用问题。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使得人们对于什么是唯物史观，如何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这样的问题再度出现分歧。例如有人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得出结论：中国不能搞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某种形式的变种。这种人从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沿着十月革命道路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这种人所坚持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庸俗的唯生产力决定论。相反也有一部分人，他们肯定十月革命道路，肯定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不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得出十月革命的结论。他们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根据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重塑唯物史观。所谓重塑唯物史观，就是在生产力之外再找出所谓其他因素，在经济基础之外再找出所谓其他因素用以说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换言之，他们认为是生产力加其他非生产力因素，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加其他非经济基础因素决定上层建筑。这显然是一条滑向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道路。

笔者在《论<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一文中已经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苏联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和中国近代历史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说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发生的必然性，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框架内完全能够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分析历史的方法而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可以随时拿来套用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不存在所谓的俄国十月革命革命和中国革命悖论，更不需要所谓的重塑和改造。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

明确这一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有跨越性质。换言之，在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所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还是要贯彻的。否则，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当然，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就要比西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有更多的迂回曲折，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定位，为我们确定改革开放的性质、方向、目标任务提供了基本依据。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性质的认识，必须要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为依据。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特征的认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要不断地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合于生产力的部分、变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部分，以便通过这种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只有通过这种变革，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再出发”，而不是根本上否定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贯穿于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然了，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恒的主题，绝不等于说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内容理解上的偏差，造成了对改革开放的误解：似乎改革开放就是一味地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近年来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地对中国改革开放施加各种影响和压力，企图使中国改革开放按照他们的利益需要来进行。按照我们对中国改革的认识，中国改革的具体内容，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生产力发展，现实的经济基础变化，根据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状况来确定。当我们处于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退回来，表现出一定历史阶段的改革内容是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反过来，如果我们处于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就要及时地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变革为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即表现为一定范围的“公有化”。因此，不仅“私有化”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公有化”也同样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改革开放必须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

【“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一定时期的改革开放的具体目标和具体内容是否定得适当呢？换言之，衡量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的具体目标和具体举措是否适当的基本参照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基本参照系只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区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其基本依据只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依据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来确定。我们的改革目标既不能过高，不能超越现实的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过低，不能低到不守社会主义的底线。超越生产力水平和超越发展阶段，实践上表现为左倾狂热，必然以建设的损失和失败而告终。改革开放目标定的太低，守不住底线，就会出现类似苏联东欧国家的大败局。习近平同志强调：

【“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改革开放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变化发展规律。为了给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好向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等各个环节都做出系统的分析。由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所限，我们还不能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这里也许就算是一个简短的绪论吧。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