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英国教士、经济学家。以其人口理论闻名于世。在《人口论》（1798）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这两个抽象前提出发，断言在这两者中间，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因而造成人口过剩，不可避免地出现饥饿、贫困、战争和失业等现象。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马尔萨斯陷阱即上述所提到的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这些级数意味着什么呢？几何级数(或指数级数)表示一个数字不断地被一个常数所乘，例如持续的双倍。算术级数只是一个数字加上一个常数。马尔萨斯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人口是10亿，人的数量会按照1、2、4、8、16、32、64、128、256这样的数列增长，而食物则按照1、2、3、4、5、6、7、8、9这样的数列增加。假如起初每个人有一篮子食物，200年以后，256个人只能一起分享9篮子食物。

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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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

解决机制在根本思路上是极其简单的。一共三种。降低人类的物质生活要求（宗教）；减少人类繁衍（战争、生育控制）；扩大对现有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科技；制度；经济）。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思路才是成熟社会的思路，注意到它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三种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制度的进步；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最后一个，正是经济学所解决的核心命题。

同样自从其诞生以来，人类社会都始终在利用上述各种思路、手段解决马尔萨斯困境。毫无疑问，从史前时代到公元纪年，物质生活贫乏的局面没有显著改善。事实上，在1800年以前，从全人类的平均水平来看，生活水准从来没有较大进步。各时代的宗教只是让底层的人们找到精神的寄托；而战争、瘟疫、生育控制都只是不断地被动维持人类社会的发展均衡。技术进步在不断的发生，但从来没有对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虽然统治阶级生活的繁华胜景，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艺技术都不断地超越祖先达到新的高度，但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大多数人民，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生活在穷苦的环境中：衣食住行都仅仅供勉力糊口度日。如果考虑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完全可以说1800年前各时期的底层人民还不如史前时代。

期间中国表现略好，尽管她仅以非常微小的程度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由于历史记载资料不详和各国各朝币值物价水平混乱，无法十分清晰的进行分析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是属于世界的遥遥领先者。中国的农业社会文明曾经在公元700年前后达到鼎盛，70%的人口已经不再有生存之忧，有唐诗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储光曦）”。这正是大多数农户能达到的生活。而科技上的四大发明、织布机、水车、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已进入民间大众。再从唐至宋，中国开始从农业文明的成熟体系中孕育城市化和大规模手工业的萌芽，国内外贸易、手工业工场等资本主义文明已略显雏形。中国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时刻，在《清明上河图》中呼之欲出。

所谓超越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进入这样一个趋势：人口可以稳定增加；扩大的人口规模还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直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个相互矛盾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人口数量和科学技术形成正反馈系统，即，人口越多科技越发达；科技越发达，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手工业从单个突破到工场协作、技术信息从家庭独有到城市共享，是形成人口——生产力正反馈系统极其重要的两个机制。

当然，中国最终错失良机。所以迄今为止，中国仍在为“人口众多”担忧。殊不知，无论是从生物繁衍的本性，还是文明进化的规律，人口众多，都应该是社会成熟发展的显著标志，而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千年之后的后辈中国，愧对祖先。

所以，我们至今仍然面临这个老问题：如何走出马尔萨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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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马尔萨斯困境进一步衍生和拆分，它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保证现有人口能以稳定的预期吃饱肚子；第二个层次是在解决温饱之后如何增加人口并提升生活水平。中国很早突破了第一层次，但最终没能突破第二层次。

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人已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基本掌握了农业文明技术，并在唐初让农业文明达到鼎盛，与此同时，人口从2千万人增加到6千人，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欧洲与古代中国相比，在公元12世纪以前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后起成为世界霸主的英格兰人，这期间还住在荒原上用原始材料堆砌的简易石屋中饥不果腹，很少享受到肉食的美味。

经过中西文明不断地对撞，欧洲终于在公元12世纪掌握了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交通技术，虽然造纸和造船在此时仍然是中国领先。又经过三百年的发展，中国等着欧洲一起，进入了人类史上最为重要的15世纪末分水岭。

15世纪末，亚欧大陆共同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马尔萨斯陷阱。简言之，人多地少。

结果已经摆在眼前。欧洲，用了400年的时间崛起，终于在1800年前后，拜托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自此之后的所有技术突破，和在此之前的技术突破相比，有了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再造福于特定的阶级，而是造福于全人类；并且从中受益最多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底层的人民。1800年之后，欧洲的特权阶层逐渐从王权宝座下走出；底层人民，开始享受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对15世纪末到18世纪三百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出很多原因。例如，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程，而是科技、制度和经济三位一体、潜移默化进步三百年之后的必然飞跃；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天生的冒险精神使得葡萄牙王子和哥伦布翻开了史册上最为重要的一页；例如，欧洲大陆的各国竞争性——对应于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使得欧洲经济保持了最大的活力；甚至，还可以从气候、地理上找到来决定上述民族性格、制度发展的更悠远的原因。

但无论分析出多少理由，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之所以能在1800年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成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岁月，因为她在15世纪末，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海外的市场、资源、劳力，是欧洲成就工业革命历史，继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最后一颗稻草或者是催化剂，甚至，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存在和英国1215大宪章一样，是欧洲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推动力。美洲贵金属的发掘，使得欧洲维持了亚欧贸易中岌岌可危的平衡；非洲黑奴的大贩卖，进一步缓解了欧洲的财政和贵金属困境；美洲经济的初步发展和亚洲进一步的沦陷，使得欧洲工业制成品在其发展之初从来不为市场发愁。

同样由于欧洲文明带有中华文明从来不带有的掠夺色彩，使得1800年分水岭在划分出世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同时，也给今后的数百年历史带来浓重的悲剧色彩。一幕幕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种族不平等事件不断上演，进而发展到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没有始终成为世界的霸主，或许正是因为其第一桶金带着诅咒。

欧美最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但全世界还没有。到了二战以后，世界的眼光才开始真正思索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问题。此时战争硝烟刚刚过去，宗教已经不再压制文明，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却对亚非拉的广大穷国没起到太多作用。经济学，才开始从哲学家的哲思范畴走出，成为各国政府面前所不得不知的重要课题。

萨缪尔森，成为这个经济学时代的重要分水岭和见证人。他在芝加哥所学到的第一堂经济学课程，正是关于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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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史之所以给予萨缪尔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经济学最后一个通才。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只需要提起萨缪尔森对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萨缪尔森寓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此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尔萨斯陷阱对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是难题，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革命。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技术水平，却仍处于极端的贫穷，并且，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境地。萨缪尔森则认为，国际贸易是解决之道，原因是萨缪尔森效应。

显然需要对这个命题进行解释。萨缪尔森自己讲过一个寓言阐述这个命题。上帝造出一群人，同时造出一个地球。地球各地方资源丰裕各不相同，让大家各自选择住处。选择好后不能移居，但可以进行全球自由贸易。大家花了七天没有想通到底要住到哪里，最终经一个聪明人提醒，大家会心明白，无论住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只要自由贸易存在，相同的要素一定会获得相同的实际报酬（即萨缪尔森效应。通俗一点讲，就是每小时劳动能买到同样的生活水准）。

萨缪尔森效应的机制是这样：中国人多资源少，美国人少资源多，初始差别很大。那么，这会造成各自的封闭经济中，中国人工资低，美国人工资高。而一旦进入国际贸易，中国工资低就成为优势，中国可以通过生产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去换取美国生产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国际贸易会不断的提高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相对工资（注意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并不受损，它只是相对工资降低，实际工资仍然因为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提高，简言之，是个双赢过程），直到一件商品在美国生产和中国生产没什么区别。此时，中美两国劳动力可以握手言欢，享受同样的生活水准，无论此时16亿人中，几个亿在中国，几个亿在美国。

萨缪尔森寓言，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后续阐释。如果没有萨缪尔森效应，只有欧洲借助外界力量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却陷其他各州于永远的贫穷，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公道何在？但萨缪尔森寓言却隐含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经济发展是一个轮回，至少存在轮回的余地。当初欧洲先走了一步，则自然界一定留存一个机制，该机制会让先行者等落者。世界进步最终会公平的属于全人类，无论你生而为中国人，还是生而为美国人。

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萨缪尔森寓言的验证。日本首先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走上纺织品出口—电子加工产品出口—汽车出口的出口导向发展道路，最终成为发达国家；韩国紧随其后，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在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之后，再次感受到萨缪尔森效应的力量。无论我们该如何谴责欧洲发展的先辈，但至少，现在的世界经济的确给了后进国家快速发展的可能。广阔的外国市场、触手可得的先进技术、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自由的国际贸易，都给了后进国家希望。

也就是说，劳动力便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换回资本积累和技术—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本国技术发展?.足以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正反馈机制。注意，这和前文的提到的人口—生产力正反馈机制本质上一脉相承：人多—出口多—换回资本多技术进步快。

当发达国家因为富足而有广阔的市场和需求时，就给后进国家一把推动力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上帝在冥冥中留给亚非拉的一线希望，尽管它同样很艰难。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内成功，但是很遗憾，我们没看到中国在半个世纪内成功。

这和中国是人口多幅员广的大国没有关系。最不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人口-地理关系想象成5个日本，10个韩国，或者30个台湾地区。

那么，萨缪尔森寓言是否能最终带中国走出马尔萨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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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马尔萨斯陷阱，可能是上帝给人类社会留下的最大难题。我们为宋代中国找遍失败的经验，为英国崛起遍数成功的原因，都不能改变一个历史规律：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很有可能，该难题本就是单个经济体靠内力所无法逾越。

在珠峰北坡8750米处，有一道曾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垂直阶梯。中国登山队员刘连满在48年前甘当人梯，成就了他三位队员首次登顶珠峰的壮举和荣誉。如今该陡坡已经有常年悬梯，登山队员已经不再需要人梯即可登顶。

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外力和牺牲来逾越一个个发展的瓶颈。欧洲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借助了亚非拉的外力，尽管这并不是后者的意愿，甚至被强制面对血腥的暴力；反过来，当今天的欧美站在世界经济大潮的前沿，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经济对落后国家可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无论这种推动是否出自它们的内心意愿。先进的技术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模仿；先进的制度可以被观测和借鉴；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为落后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出路。这正是国际贸易中的萨缪尔森寓言。

所以中国人创造了连续近二十年的顺差，在这二十年顺差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最大的引资国，成就了沿海出口大省江、浙、闽、粤的经济辉煌。在这期间，是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出，进入城市和工业的过程。世界市场的外需为劳动力开创广阔的天地。尽管城市工作艰苦，出口加工企业甚至有非人待遇，但3亿的劳动力流出，说明了走出农村带来实际工资的提升。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和工资上涨，更是进一步的明证。

这条道路的起点在改革开放铺设，它直指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未来。这条道路的蓝图是：剩余劳动力走进城市工业—产品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在生产和学习过程中技能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种类增加—出口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提升—出口更高质量的新产品—国内工业门类同时得到提升—劳动力工资继续上涨人力资本继续积累—成本压力和技术积累使创新力量得到加强—劳动力定居在城市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增强...这同样是一个正反馈系统，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外需，是第一桶金，同时也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力量。

如果改革的进程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很有可能，萨缪尔森寓言将逐步带领中国走出马尔萨斯困境。那么，经济所呈现的，可能并非是今天的局面。只可惜，这条道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今天，可以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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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这条道路将中国带进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的行列。我们在很多产业链看到如下的低水平循环和陷阱：出口繁荣—产能增加工资上涨—出口价格下降竞争力丧失—寻找新的行业出口—该行业产能增加?.。当日本先后经过纺织业出口、电子加工业出口、汽车业出口的同时，日本留下了东洋纺东丽株式会社等纺织业大户，留下了索尼、东芝等电子产品大公司，留下了丰田汽车等全世界皆知的品牌。而中国在创造出一连串出口奇迹的同时，只留下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出口杀价。全世界留下“Madeinchina”的便宜印象和各大超市的中国供应。

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剩余劳动力安定的留在城市。东亚奇迹的关键，是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是工业制造业向信息服务业的转变，是成熟技术使用向创造革新技术的转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稳定的留在城市，通过劳动收入逐渐跳出之前的低技术格局，广泛进入更高阶段的人力资本，或者充实城镇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信息化、城镇化的集聚效应逐渐创造新的岗位、新的部分，并使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占据到70%的经济份额。这正是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的轨迹。然而在中国，我们的劳动力仅仅是把工厂当做短暂的栖息之地，他们在城镇只有被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孩子学籍、没有保障。他们工作一年所积累到的可怜的技术和知识，在工厂倒闭、外需疲软的半年一年之后，立即回到原地，成为白纸。因为他们无法留在城镇进行更好的学习和交流，他们也不能因为稳定的预期，下定决心在城市向更好的职业奋斗。

三十年后，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农村走出落后的格局。唐朝时代已经发展出的双犁甚至到了今天都仍然属于先进，因为今天看到的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农产品作为初级原材料，广受世界市场和国内预期波动的折磨。没有稳定的价格预期，没有稳定的产权保障。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曾经带来一片农机下乡的蓬勃局面，但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推进，农村再次被淡忘。到了今天，中西部农业的最好设想，仍然属于到哪一个地方去打工的选择问题。背井离乡和居无定所，构成90年代以后中青年农民的生活主线。

三十年之后，我们看到曾经的乡镇企业逐渐销声匿迹。看到曾经的求职热门外资企业已经拱手让位于公务员行业。看到曾经的垄断国企越做越大成为热门央企。看到民间资本仍然无处可去只能羞答答的地下融资。看到地方城府，回到改革初期陈云所形容的“各路诸侯，上令下违”。看到国进民退的气氛，笼罩着经济的大地。

经济是循环的血液供应系统。只有每个细胞能充分感受到血液的渗透压，才能有效的产生经济活力。然而现有的系统，却产生了血液流动的重重障碍。由此带来的结构性病变，正是预期成功未能取得的关键。结构性病变的根本，就是所谓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益，在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不平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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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成功，本就是在外需的压力之下。外部形势倒逼中国改革，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线。因此，我们知道了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最优福利，而非垄断外贸体制——这带来了外经贸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因为外部世界，我们知道了引进外资可以不只是借款而可以是合资——这带来了五百强企业进入中国；由于外资企业的竞争性和福利待遇，我们知道了就业其实可以不要档案不要户口——这给大量人才提供了希望；因为我们不断的进口和出口，我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相互需要什么——我们学习了别人的制度，别人也在不断的购买我们的工业制成品。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入世的重要性，因此开始学习让政策透明，让我们尽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世界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稍纵即逝。完全没有自主的融入，可能被经济大潮吞没；而如果希望弃世界经济大潮而不顾，未来的发展同样没有希望。

15世纪以后的明朝，逐渐走上了集权的一元制政治体系。政治压迫经济，最终带来了经济崩溃和政权灭亡。17世纪初的清政府出现了短暂的盛世，但随着锁国政策和国富民穷的实施，乾隆朝已经出现财富日趋集中，民间严重通胀的状况。所谓盛世，也最终成为镜花水月。这三百年西方垫定发展基础的黄金时期，被中国无声息的错过。财富向统治阶级的集中，就是繁华中国的内需之殇。

现在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已经在国家层面足够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而读提高。但称之为黄金三十年，为时过早。实际上，走向真正市场经济的道路并未完成。在外需的压力下，改革前的所有扭曲的体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倒挂、汇率操控、物价管制，已经逐渐放开，但在接近终点之时，却又戛然而止。

最后需要完成的步骤仅仅是：给所有经济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以最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所有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资提供最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必要保障。

如果大家可以自由移居；或者仅仅假设大家属于不需要住房、不需要考虑后代的工作狂，那么，仅仅国际贸易、仅仅世界市场，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上述两点的最终落实。当外国需要一件中国产品时，企业和个人可以尽管去生产；赚够了钱，也可以放心去做未来产品的研发。富裕和先进，绝不会成为天堑。因为世界市场的广阔和混杂，让它天生的只认利益，而绝不带其他任何的歧视。而经济个体，也不用因为各种后顾之忧放弃生产和致富的梦想。

外需和世界市场，就是解决结构性扭曲的疏通剂。对这一部分，只可以加强，决不可放松。如果可以让人才无忧的向出口行业流动；如果可以培养出企业的模仿和创新意识；如果可以让出口和内销之间的联系充分打通；如果可以让出口企业的集群享受央企的各项信任和扶植，外需的重新拥抱、企业的技术提升、劳动力的收入提高和素质提高，最终会带来内需的繁荣。

然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因此面对外部经济危机之后，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四万亿的救助，高调从外需向内需调整，各项内部刺激政策相继出台——短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通胀，房产泡沫，银行虚假贷款；民企和个人，只剩下不安定和恐慌。

是从此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还是陷黄金增长三十年于单纯的回忆，未来十年正是关键所在。

内需带动是未来的必然，但在这之前需要做的更多；但如果是用继续的扭曲和国进民退加强内需，经济的未来必然走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