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长期前景与我国的重大抉择
《长期经济停滞还是黄金时代：世界经济长期前景与我国的重大抉择》（提纲）
在这个讲座中，我命名了一个类似于“明斯基时刻”的“佩蕾丝时期”的概念。它是指危机爆发后到黄金时代到来之前的混乱、动荡和制度大转型的时期。“佩蕾丝时期”的概念来自于我在2009年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上的论文《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讲座一开始，我首先谈了我这篇文章的预测性观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现在绝大部分变成了现实。这包括：
导入期是新旧范式的斗争时期，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时期，由金融资本接管过经济的控制权，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其领导下，学习新范式并遗忘旧范式，进行各种市场实验，为新技术建立基础设施，通常伴随着过度的投资和泡沫经济，但最后却终结于股票市场的崩溃。那么，在这一时期，为什么金融资本取得了控制权？与国家相比较，为什么自由市场力量占上风？这是因为在每次发展巨浪的成熟期，由于生产资本在原先革命性的技术经济范式下对固定资本、供销网络和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对这种成功产生了自满心理，因而锁定在这种潜力已趋于枯竭的技术经济轨道中，并顽固地抵制新范式的创新。而金融资本则避免了任何与实体经济的这种锁定性联系，它本质上是灵活的和自由自在的并具有投机性的短期赢利倾向。佩蕾斯认为，由于在驱动力、性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和拓展期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拓展期的末端也就是成熟期到来时，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产生了大量的游资。在这种情况下，锁定于原来技术经济轨道的生产资本不得不到越来越遥远的市场中去寻找机会，而一些金融资本虽然也陪伴了这种远行，但它们也在走自己的道路，寻求新奇的和冒险的投资机会。在这时，由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型企业家们只有技术能力和雄心勃勃的野心，但缺乏资金和政治力量，而后者恰好是金融资本所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资本在导入期逐渐地接管过经济领导权的原因，它使用金融力量支持新技术企业家，并广泛地发起对已经成为障碍的现有制度框架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国家同样被看作是障碍物。同时，由于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特征的，因此，在过去240年间的每次发展的巨浪中，都出现了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对新型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狂潮阶段，如18世纪80年代的运河狂热、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狂热和20世纪90年代的通讯和互联网狂热等，大量的货币倾泻到这种过程中，最后在泡沫破灭后，大量堆积的纸面上的财富就被消灭了。
只有当技术泡沫破灭后，人们才能逐渐地醒悟到，过去引导变革的金融资本因为其投机和寻求短期利润的行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通过这种“创造性毁灭”，虽然泡沫破灭了，但新的基础设施却保留下来了，新范式也被人们接受了，主导产业也建立起来了，因此，这客观上要求生产和市场的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如果能够实现，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长期投资决策要在没有股票市场压力情况下被做出，因此，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领导权。第二，生产的扩张反过来需要需求扩大，而这种需求扩大常常是以收入分配为前提的，因此它意味着福利型的政府政策。第三，为了从普遍的增长中获益，社会价值观念要从个人主义的生存竞争转变为对合作和集体福利的强调。佩蕾斯指出，这些条件就是她称之为转折点的实质。一旦这些条件被满足，每次发展巨浪的拓展期就到来了。它也持续大约二三十年，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作“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新范式所包含的财富创造的整个潜力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它产生了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但是，如何才能实现从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过渡？在转折点会发生哪些事情呢？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目前泡沫经济破灭的具体情况。
二、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在本质上的不同
在每次发展巨浪的导入期，虽然金融资本在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新技术和新产业并加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力量上具有积极作用，但它也产生了以财富再分配为特征的具有消极后果的四种难以克服的冲突。第一，在导入期结束时，出现了纸上财富与实际财富不可持续的冲突，股票市场的价值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这种冲突通过泡沫破灭只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第二，严重地偏向金融利润的倾向。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的资料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 %上升到30 %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 ,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 %，这严重地挫伤了生产资本扩张技术革命成果的动力。第三，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每次发展巨浪的导入期都会发生穷者愈穷和富者愈富的现象，特别是在泡沫破灭后更是如此。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在第四次发展巨浪和第五次发展巨浪的泡沫经济中，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目前的美国，只占纳税人0.1%的人口却占有国民收入的10%，但到了拓展期，这个比例下降为6%。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会因为泡沫的破灭而得到克服，反而由其所加重，其结果是在经济上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和潜在供给的大量过剩。第四，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政治领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不断恶化、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移民压力，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从而使转折点成为各种矛盾的爆发期。
按照上述讨论，在每次大的技术泡沫破灭后，不仅要对金融进行严厉的管制，而且还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制度变革，以便创造有利于生产资本扩张的条件，这就是历史上前四次发展巨浪在转折点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第五次发展巨浪却与之不同，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在这次巨浪的中途所发生的泡沫经济被劈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狂热以及2000年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第二个阶段则是2003年至2007年的信用扩张泡沫。换言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前四次大规模的泡沫经济只有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只有技术革命的狂热所产生的泡沫经济，但这次却增加了由信用扩张的泡沫（简称信用泡沫）所导致的“信用崩溃”的泡沫经济。佩蕾斯指出，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泡沫经济对于确认目前危机的性质、后果以及解决办法都是关键性的。
严重的技术泡沫都是特定的：每隔大约半个世纪出现一次；它们都是以实际的创新机会为基础的，并伴随着技术风险的降低；它们推动了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虽然是由金融资本主导的，但却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并留下了积极的遗产：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建立起来了，新的范式被接受为“常识”，产生了新的企业巨头，诞生了新的增长的发动机，它们为经济的充分扩张做好了准备。因此，政府在转折点有效地解决它所遗留的严重冲突就构成了转入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目前第五次发展巨浪的转折点上，由于美国政府不仅没有着手解决技术泡沫所产生的上述四种冲突，反而继续推行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市场制度，实施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纵容伪劣的房贷信用扩张泡沫，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危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佩蕾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两三年内曾多次谈到，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不足以打击金融资本的猖狂，今后肯定要发生一到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动荡才能解决问题。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和印度等从前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的许多国家突然的市场开放也是造成此次金融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目前的第五次发展巨浪中，发达国家把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被看作是一种对其经济困境的“奇异治愈”，特别是对美国更是如此。一方面，它通过成本的降低和更低的消费品价格暂时缓和了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地区的外汇赢余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再投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投机。这似乎是一种“良性循环”，但却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缓和矛盾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变成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在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纸上的财富通过次级住宅信贷、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等所谓金融创新不断导致资产膨胀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资产持有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们前面谈到的在转折点时期所发生的四种冲突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综上所述，佩蕾斯认为，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在本质是不同的。技术泡沫是由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内生的和无法避免的。而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则是由寻求投机对象的信用扩张泡沫所导致的，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放任自由市场的恶果。与技术泡沫为实体经济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机会以及对实体经济不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信用扩张的泡沫起不到任何一种转变性作用，它从不能产生新的财富创造能力，它只不过是通过资产膨胀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因而不仅没有逆转反而却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它把投资引向了金融赌博，对生产企业产生了短期视野的压力，其结果必然是不稳定、不平衡、系统性风险和目前的崩溃，堵塞了目前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道路，并有可能产生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全球大衰退。因此，佩蕾斯指出，在目前转折点上的制度变革不能再被延迟了，我们必须把投资和创新从金融赌博中拯救出来，使其进入生产和实体经济，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刻！
三、转折点的制度大转型
按照佩蕾斯的这种以经济史为基础的历史模型，由于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存在着一种大约每隔二、三十年，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地位就像钟摆一样，向相反方向摆动的轮回，这真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技术革命导入期开始时，由于经济停滞是如此深重，因此，为了唤起市场的动力，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开始处于上升地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欧国家的滞涨危机中，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到了拓展期开始时，这种方向就又颠倒过来了，在导入期结束时，由于自由市场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因此，金融垮台必须相当大，才能大大削弱金融资本的权力，恢复并加强国家管制的力量以及对公共福利的关注，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目前的世界经济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金融资本垮台之后，争论已经不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好的还是坏的管制。而且，整个社会现在需要达成一种新的共识，为了收获信息革命的丰硕成果，必须重新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型政策，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在转折点所存在的需要克服的四种冲突和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这是势在必行的任务。显而易见，依靠自由市场是无法达到这种目标的，这是因为在转折点所存在的四种冲突正是自由市场的结果，没有约束的自由市场将会使状况更坏。目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原教旨主义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然而，尽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因金融资本的垮台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大伤元气，但如果要强调政府干预、集体价值观念、生产资本主导和福利型政策等这些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制度大转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转折点时实施“罗斯福新政”所遭遇的。在“罗斯福新政”时，除了抑制金融资本的猖獗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补贴农民和穷人以及直接建立国有企业等许多措施。但这些政策遭遇到美国企业界的极度反对，他们声称罗斯福所实施的这些政府干预措施正在把美国引向共产主义。当然，因为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目前的美国采取类似的措施不会再遭遇较大抵抗，反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中，阻力要更大一些，而转型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在理解每次发展巨浪所导致的制度大转型上，佩蕾斯还指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两点。第一，转折点的制度变革并不一定会导致诸如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而有可能产生所谓的“镀金时代”（1870-1920），这就是第三次发展巨浪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其后期史称美国“进步时代”（1900-1917）。在这个时代，虽然采取了市场监管、最低工资、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的措施和立法以纠正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因此其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普通老百姓较普遍地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是“镀金时代”而非“黄金时代”的基本原因。第二，转折点的制度变革虽然是由技术革命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但其产生的制度框架却要取决于技术之外的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例如，发端于1908年的技术革命具有规模经济和标准化大量消费的特点，它内生地要求通过政府干预调节需求、促进就业和管理国民经济，但是这种共同的要求却因为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同，却产生了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法西斯主义和东亚“发展型国家”这四种不同的社会类型。
佩蕾斯的这种研究为我们观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历史背景。目前的美国经济遭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奥巴马之所以提出“改变美国”的口号赢得大量支持者的基本原因。如果仔细分析目前在转折点上所存在的四种难以克服的冲突，我们就会发展，除了金融问题外，冲突的核心无非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来看，这需要政府通过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来加以解决，这包括增加工资、就业创造、税收政策、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险或者诸如此类的再分配措施。现在，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了如下解决办法：逐年提高劳工的最低工资；创造就业机会并扩大增进公共福利的基础设施建设；把税赋负担转移给高收入者；允诺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并结束已经实行20多年的放松管制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人们讨论奥巴马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罗斯福”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如何判断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变革呢？它是否会产生“罗斯福新政”式的制度大转型，从而在数年后再现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者由于种种限制，“奥巴马改革”只能是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在当代的翻版？笔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上台后将实行较大力度的新政，终止自里根总统以来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积极地推行政府干预。但有两个严峻的挑战限制了奥巴马的改革。首先，在国内，由于美国政府已背负巨额债务等因素的限制，这就使其实施“罗斯福新政”式的福利型政策遭遇巨大挑战，未来出现新版本的“镀金时代”可能性比较大。其次，如何处理资本和劳工在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决定“黄金时代”能否出现的重要因素。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国外直接投资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如果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黄金时代”就难以出现。因此，以产品质量标准、劳工人权状况、环保、公共采购和汇率操纵等非关税壁垒形式的保护主义很可能就是奥巴马的必然选择。总而言之，奥巴马所谓“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就是指政府干预、关注民生和国家保护主义上升这种制度大转型的到来。
四、佩蕾斯的研究成果对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启示
佩蕾斯为我们研究目前的世界经济变革和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无独有偶，佩蕾斯的这种论述与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在2007年出版的《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中的看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赖纳特在该书中指出，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转折点的时期。第一，大的金融危机将要发生（果然不出赖纳特所料），凯恩斯主义将毫无疑问要在新的全球环境中重新被使用。自由贸易作为目前世界经济的支柱推迟了未来问题的解决，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顽固地坚持金本位推迟了凯恩斯主义一样；其次，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技术革命的周期密切相关。最初，强烈地支持自由市场和资本力量的政府加重了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但最终又因为这种支持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对这种支持的强烈反对。例如，1996年美国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性地反对最低工资的任何增加；但到了2007年, 美国参议院几乎又一致性地批准了最低工资的法案，这是意识形态的风向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信号。然而，正如既往的历史所表明的，这种反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政策首先被应用于发达国家国内问题，而在欠发达国家则要滞后于发达国家。
按照佩蕾斯的分析框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第五次发展巨浪导入期的直接结果。在第四次发展巨浪中所产生的四种社会类型中，除了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消灭外，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在20 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或转型，这并非是偶然的。我国从1978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的改革开放时期恰好是第五次发展巨浪导入期,在这个时期，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极大地释放了市场的力量。但正如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型——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指出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为了躲避自由市场所固有的危险，抵抗它对民族国家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必然要兴起抵抗其严重危害的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和政府干预，这就是我国近几年来之所以推出“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过去人们还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这种重大制度转型心存疑虑的话，那么，2008年所发生的毒奶粉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重大事件，使人们再也不可能相信一些经济学家现在仍大肆宣传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由于经济不景气目前不得不推迟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及新医改方案将由政府所主导等诸多改革方案都是对市场化改革鼓吹者最好的驳斥。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目前的我国经济发展正遭受着外部需求明显下降的严重困境。奥巴马上台后，这种困境将会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和加快结构转型就成了我国最基本的选择。转型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了，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这种危机并非完全是坏事，如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我国将“因祸得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巨额的外汇赢余通过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再投资不仅为美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也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我国早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启动内需的口号，但为什么一直无法实现？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由于路径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自身根本就不具有改弦易张的自我变革的动力。但愿目前的危机能够产生深刻的结构变革，引发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路径创造！
在这方面，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美国的崛起实际上就得益于类似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19世纪初,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危害到美国利益,美国于1807年颁布《禁运法案》对英国实施打击，但没有料到，禁运不仅没有对英国产生影响，反而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对农业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于1809年初被取消。然而，正是这个禁运风潮，使美国工业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使美国人切身感受到工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1812年的美英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禁运十分相似，在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的同时，美国工业却飞速发展，为其后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长期实施高关税保护制度奠定了基础。
德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如果不是由于1812年的宣战而实行禁运，则毫无疑问，美国的工业将在英国的竞争下陷入崩溃。我们知道，尽管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在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早就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但直到这两个“意外的”历史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开始有意识地实施推动民族产业发展的高关税制度，逐步扭转了以初级产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依附地位，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为20世纪美国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意外”事件在当时给美国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决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但正是这种“因祸得福”使美国避免了拉丁美洲直到今天仍没有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命运！
面对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变，我们必须认识到扩大内需和结构转型的紧迫性，认识到由此所导致的结构变革和制度大转型对以内需引导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重大意义。为了推动这种新模式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提出一些不系统的具体性建议。首先，为了解决内需严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要较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在税收政策上向增加工人和农民等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倾斜，像奥巴马那样，把税赋负担转移给高收入者，并对移民国外者开征高额税赋；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公共福利上，国家要承担更大的比例，并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对于特困学生特别是农村特困学生提供所有学费，并酌情提供必要生活费；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完全由政府来承担。
其次，修订国货采购制度，坚决落实并严格执行政府、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采购国货的制度，违背纪律者将被免职，情节严重者被开除公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现在，单就政府采购一项就可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6%左右，如果再加上国有企业和医疗等公共机构对国货的采购，这将对拉动内需起到不小的作用。据报道，联想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部门后，美国政府就把IBM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了；另据报道，奥巴马在今年10月29日致美国全国纺织业组织理事会的信中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贝里修订案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只采购在美国制造的纺织品。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对我国曾经流行多年的所谓“全球采购”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日前，我国公布了在两年内投资40000亿人民币拉动内需的计划，笔者在这里暂不讨论这种投资是否恰当，但要指出的是，我们要学习奥巴马的爱国主义精神，千万不要再发生铁道部对“中华之星”弃而不用这种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
最后，利用非关税以及关税等手段支持民族产业并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为扩大内需提供产业和收入提高的基础。为了缓解目前的压力，重新恢复出口退税并降低一些产品的出口税在很大程度上是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这些措施具有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这种得不偿失的外向型经济而推迟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风险。我国在大豆以及许多高端产业上的关税保护远远不够，非关税保护更是付之阙如，现在需要大力加强保护，因为这些产业不仅是就业而且也是收入增长的重要基础，如果这些产业不景气，它对扩大内需是非常不利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一想到扩大内需就联想到消费，而没有认识到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多么大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投资机会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内需啊！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十年来迟迟不能启动内需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我们不仅要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而且还应使用外汇储备回购已经被外资收购的企业；对于执意要出售的诸如汇源果汁等企业，国家要通过收购实行国有化。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我们应该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国籍不再重要”和“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等诸多论调进行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长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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